属予作文以记之的属什么意思

       “属予作文以记之”的属什么意思

       当我们初次接触范仲淹《岳阳楼记》中“属予作文以记之”这句千古名句时，难免会对其中“属”字的含义产生疑问。这个在现代汉语中多用于表示类别、归属的字，在文言文语境里却承载着截然不同的语义功能。要准确理解这个字，需从文字学、文献学和文学鉴赏三个维度展开深入探讨。

       从文字学角度考察，“属”字在甲骨文中呈现为箭矢贯穿目标的形态，本义为连接、连续。在语言演变过程中，这个字逐渐衍生出多种含义。在《古代汉语词典》中，“属”字有十余个义项，其中与“嘱托”相关的用法最早见于先秦文献。当“属”读作zhǔ时，既可表示连接（如“前后相属”），也可表示委托（如“以事属人”）。在唐宋时期，“属”作“嘱托”解的用法已相当普遍，这为《岳阳楼记》的用法提供了历史语言基础。

       通假现象是理解该句的关键所在。在文言文中，“属”与“嘱”构成通假关系，类似于现代汉语中的别字现象，但属于古人书面表达中的约定俗成。这种现象在汉代典籍中尤为常见，如《史记·项羽本纪》中“属之于子乎”的“属”即通“嘱”。需要注意的是，通假字的使用往往受时代、地域和作者习惯的影响，因此在解读时必须结合具体文本背景。

       回到《岳阳楼记》的创作语境，庆历六年（公元1046年），范仲淹应好友滕子京之请作此文。当时滕子京重修岳阳楼后，致信范仲淹说：“山水非有楼观登览者不为显，楼观非有文字称记者不为久。”这封书信中的“文字称记”正与“属予作文以记之”形成互文。宋代文人间这种以文章相托的风雅传统，为我们理解“属”字的委托之义提供了社会文化背景。

       从句法结构分析，“属予作文以记之”是典型的兼语式结构。“属”作为谓语动词，其主语是省略的滕子京，“予”（我）既是“属”的宾语，又是“作文”的主语。这种句式在先秦散文中已很成熟，如《左传》“晋侯使吕相绝秦”的用法。而“以记之”作为目的状语，完整呈现了委托写作的意图链条，使文意贯通流畅。

       对比其他经典文献能获得更立体的认知。王勃《滕王阁序》中“敢竭鄙怀，恭疏短引”虽未用“属”字，但同样展现了受命作文的语境。苏轼《超然台记》开篇“方是时，予弟子由适在济南”的叙述，则从侧面反映了文人间相互嘱托记述的创作模式。这些互文性材料共同勾勒出宋代士大夫以文相嘱的文化景观。

       从音韵学角度考察，“属”字在《广韵》中属烛韵，章母入声，与“嘱”字音近义通。唐宋时期入声字在口语中开始消变，但文人创作仍严守音韵规范。范仲淹作为苏州人，其方言中保留完整入声系统，这使他选择“属”这个入声字时，既符合格律要求，又能通过通假实现表意功能。

       文学表现手法方面，“属”字的运用暗含微言大义。范仲淹没有直白使用“请”或“求”等字，而选用更具书面色彩的“属”，既体现对好友的尊重，又保持士大夫交往的典雅分寸。这种措辞与后文“先天下之忧而忧”的宏大叙事形成风格统一，展现作者斟词酌句的艺术匠心。

       在训诂学层面，历代注家对“属”字的解读颇具启示。南宋朱熹《楚辞集注》中多次提及“属犹联也”的训释，而明代杨慎《丹铅总录》则明确指出来“属”通“嘱”的例证。清代考据学家段玉裁在《说文解字注》中系统梳理了“属”字的源流，为现代解读奠定学术基础。

       现代中学语文教学中，对这个字的处理往往分三个层次：先明确通假现象，再结合语境理解词义，最后通过比较阅读巩固认知。教师通常会引导学生对比《醉翁亭记》“太守谓谁”的“谓”（意为“是”）与本文“属”的用法差异，从而深化对文言文词义灵活性的认识。

       从文章学视角看，“属予作文以记之”作为全文的起承转合关键句，既交代创作缘起，又为后文的写景议论埋下伏笔。这个“属”字如同交响乐的序曲，将简单的记事请求升华为精神共鸣的契机。若无此字，后文的千古绝唱便失去叙事支点。

       文化心理学角度观察，宋代士大夫通过文章嘱托构建文化共同体。滕子京不找当地文吏而远谪范仲淹，范仲淹受托后不着眼楼台描写而抒发政治理想，这种超越世俗的精神交往，正是“属”字承载的文化密码。它折射出宋代文人以道相期、以文会友的群体认同。

       在版本校勘方面，现存最早的《岳阳楼记》刻本为南宋绍熙二年（1191年）本，其中“属”字清晰可辨。明清各种刊本虽有个别异体字差异，但“属”字的写法始终一致。这种文本传承的稳定性，佐证了该字释义的确定性。

       对现代读者而言，理解这个字需要建立文言文思维模型。就像数学中的变量代换，看到“属”要自动关联“嘱”的语义。这种能力需要通过大量阅读培养，比如结合《陈情表》“慈父见背”的“见”（表示被动）等同类现象进行联想记忆。

       跨文化视角下，类似表达在西方文学中也有映照。古罗马诗人维吉尔《埃涅阿斯纪》中“Musa,mihicausasmemora”（缪斯啊，请为我叙述缘由）的祈使句式，与“属予作文”的委托叙事异曲同工。这种比较有助于理解人类共同的情感表达模式。

       最后需要提醒，语言理解要避免过度阐释。有研究者将“属”引申为“属意”“属望”的象征义，这偏离了文本本意。正确的解读应当紧扣字词本源，在文献证据链中寻求合理释义，这才是治学应有的严谨态度。

       通过多维度解析，我们看到一个“属”字背后竟蕴含着如此丰富的文化密码。它既是语言演变的标本，又是文人心境的镜像，更是打开经典大门的钥匙。当我们下次诵读《岳阳楼记》时，这个字不再只是冰冷的文言词汇，而成为连接古今的文化桥梁，这正是文言文教学的终极意义所在。